杜润生：谈农业包产到户

（见《炎黄春秋》2008年第11期）
　　胡耀邦与农业改革
　　　　记者：1979年初，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，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。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，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，并指导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。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，您担任副主任，您算是又回到农口了。中央调您有什么考虑吗？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农委刚成立时，我是副主任之一，另外两个人是张平化、张秀山，后来又加上李瑞山、何康，其他委员多是兼职。
　　　　为什么调我回归农口呢？我想可能是毛主席逝世了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，纠正过去“左”的东西。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，相处关系较好，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，敢于替农民讲话。你们知道，1955年，我犯了所谓的“右倾”错误，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：农民观念数你强，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，就是政治上弱，看不清大风向。现在风向在变，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。
　　　　记者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，安徽、四川的农民开始了自发的群众性的包产到户，在万里和赵紫阳的支持下，对既往的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划时代的冲击。当时，中央怎么看？你们农委对此的看法又如何？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华国锋和时任党中央副主席、副总理的李先念都很重视农业，他们办了几件好事。如：让农民休养生息，贫困地区减免了各种税收，进口了将近200亿公斤粮食;重视“社队企业”，同意增加农业和农用工业投资，搞水利、化肥、机械等。这对农村群众情绪的转变是有帮助的。但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、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，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。我刚到农委工作时，也面临着如何看这一问题的局面。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对我好言相劝，要紧跟党中央，接受邓子恢的教训，不要搞包产到户。但相反，也有一些同志则说，包产到户势在必行，只是个时机问题。看来，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，是难以回避的了。
　　　　记者：在这种情况下，农委的工作是不是就陷入到两难的境地？一方面要遵从当时中央的总体意见，拒绝包产到户，另一方面，的确应该支持农民这一伟大的创举。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农委的确是两难的境地。农委是国务院的机构，自然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，但是，一些有志之士的意见，则对农委支持农民的行动提供了依据。比方说当时胡耀邦的意见。
　　　　记者：胡耀邦当时有什么意见？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农委要替中央、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，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，以体现中央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(草案)》精神。华国锋和李先念召集开会，我和水利部长钱正英参加。结果很容易地争取到几十亿元投资，主要是搞水利。会后起草了一个文件，重点讲发展农田水利建设，以解决粮食问题。先念看后表示同意，但让我去征求胡耀邦的意见，当时耀邦任党中央的秘书长。
　　　　耀邦看过文件，提议重视多种经营，不要只强调水利，不要“以粮为纲，全面砍光”，要加上种树种草、发展畜牧业。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成，并说，“民以食为天”这句话成为历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，历代朝廷都提出“重本抑末”。人多地少不免过度开发坡地、林地、湖面，环境会造成破坏。这个问题关系重大，需要另行讨论，发出专门文件。此次所发文件只能就水利投资问题做文章，看来水利也不能忽视，现时要靠它提高单产。
　　　　耀邦同志同意给文件加点内容，转给中央政策研究室修改后发出。这时他很兴奋，说：要立志从现在起，改弦更张，首先把“农业”内涵说明白。
　　　　记者：由于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重要贡献，在全党威信很高；现在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，他的意见分量很重的。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是的。这期间，胡耀邦对植草造林、发展畜牧业、发展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、发展小工业，不断提倡，不断宣传，不赞成投资大搞水利。因此水利部门对此有些意见，并引起李先念的不满。一方面，我对耀邦说：灌溉和防洪不能不搞，问题是如何搞。另一方面，我提醒水利部门同志：新搞大水库要慎重，北方水库不出几十年变成泥沙库，要搞科学论证。当前应重视改善和提高现有设施的效益，实行有偿用水，节约用水。现在看来，耀邦同志对过多的水库设施提出质疑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至今，这仍然是一个待明确的大问题。
　　　　我借机谈到另一个问题，就是“责任制”问题，这是保证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。我提出：生产责任制到人、到户，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，可增产粮食，减少开荒砍树。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，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“不要包产到户”，改成“准许包产到户”。耀邦说：决议才通过，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。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，时机不到，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大问题，还受着某种约束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他是个思想很开放的人，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。
　　　　同一时间，内蒙古的书记周惠也请中央同意把土地借给农民，让他们包种。我批复周让小农经济恢复是不利的。内蒙古不能借地，后来就搞“口粮田”。1979年6月，农业部张根生、余国耀等人去内蒙古、甘肃、宁夏考察，回来向李先念汇报，谈到这个问题。我问李：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？他考虑片刻后说，为了渡荒搞“口粮田”可以同意，不要提包产到户，但没有说禁止。
　　　　
　　包产到户的酝酿
　　
　　　　记者：1979年3月12日至24日，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。七省为广东、湖南、四川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北、吉林，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。三县是安徽全椒、广东博罗、四川广汉，都是进行过农村改革的县。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。我们看到许多谈包产到户过程的记载，很少有人提及这次会议。您能讲讲吗？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这次会议就是由我主持召开的，当然可以讲的。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？是因为这几个省县都有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，那么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，有的支持，有的反对，有的观望。开个会来讨论一下。　
　　　　会议由我主持，我的开场白很简短：这次会议主要是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通过讨论，取得共识。
　　　　记者：从时间上看，这次座谈会召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，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。全国平反冤假错案，地主摘帽，“右派”甄别，干部落实政策;经济方面提出三年调整方针，同时准备经济体制改革。许多认识问题很不一致，会上是不是争吵很厉害？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是啊，当时的确是老办法不行，新办法不明，大家思想准备又不足，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。会上有人提出：阶级、阶级斗争还讲不讲，阶级路线还要不要，学大寨还搞不搞？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为避免分散精力，仍按会前的决定集中讨论责任制问题，希望以此为突破口，带动其他。
　　　　对于生产责任制的讨论，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：“包产到组”实行什么制度安排？“包产到户”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？
　　　　对于包产到组，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曾提到“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，包工到作业组，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，实行超产奖励”。会议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，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力、农具、土地、牲畜“四固定”，常年包到组。有的主张不能固定到组，认为那就是分队，是“三级所有”变成“四级所有”。有的认为不固定到组是行不通的，怎么联系产量？
　　　　记者：你们在会上进行争论的同时，社会上也在争论，当时《人民日报》就发表了张浩来信，对包产到户提出指责。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张浩来信能成为一个事件，当然代表一种倾向了，但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，还是由于王任重的批示。张浩是甘肃的干部，他到河南出差，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情况，给《人民日报》写信：认为“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，不得人心的”。王任重批示报社：态度要明朗，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，已包的说服引导，回到集体经济。这个批示，正好在会议期间，于1979年3月15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，因而对四川、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。
　　　　记者：这对你们会议的讨论有影响吗？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有影响，但不大。我们还是照样进行自己的讨论。经过争论，在“会议纪要”中提出：现在存在的包括“常年包工包产到组”在内的几种办法，“只要群众拥护，都可以试行”。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。
　　　　关于包产到户，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。他说：省委的态度是，责任制不能“一刀切”，要允许由群众决定、选择。年初，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多种责任制形式(包括包产到户)的试点，群众说到组不如到户。包产到户在全县很快就推广开来，已占生产队总数的11%。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。
　　　　发言中，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。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、广东省农工部部长杜瑞芝，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“开个口子”放开一点，尊重群众的选择。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。会议经过讨论，大家意见趋向要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。
　　　　记者：这次会议中讨论的内容，你们是不是都及时地上报中央？中央对此怎么看？
　　　　杜润生：在会议期间，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，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。
　　　　3月20日下午，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。华从农村形势讲起：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。当前突出的问题，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评价问题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。现在既有“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，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”。对于包产到户，他举了湖南洞庭湖“双抢”的经验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，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，但他也讲不要“一刀切”。
　　　　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，对一个十几人的小会讲了2个小时，按常规是不多见的。3月22日，王任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