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民合作社的历史教训和新鲜经验 

作者:刘登高  来源:中国农业信息网  

   
　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依存，互相制约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，古往今来，概莫能外。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，生产关系有多种组织形式、多种发展形态。进入市场经济以来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，集约化的工商业垄断，组织起来成为农户的必然选择，合作社是各国农民最基本、最普遍的组织形式。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约有200年的历史，尽管各国起步有早有晚，组织化程度有搞有低，但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则大同小异，形成了以“成员拥有、成员控制、成员受益”为主要内容的普遍原则。

　　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历史阶段

　　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与农业市场化进程相适应，基本组织形式学自欧洲。近百年来在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，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。1949以前，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，还是在解放区，农民合作社都有一定发展，在移民、自救、乡村建设、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49年以后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，农民合作社都经历了一个大发展。由于国际政治、经济环境的区别，两岸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轨迹。从大陆而言，土地改革以后，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愿望的农民，生产互助的热情高涨，1950年到1956年形成了互助合作运动，农村很快恢复了战争创伤，形成了安居乐业，人畜兴旺的局面。1956年至1978年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，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，在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，农民合作社变成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合作社、供销合作社、信用合作社“三驾马车”。这个时期的合作社对巩固政权、集中资金建设基础工业、开展农田基本建设、保证城市供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但也存在许多弊端。1978年农村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，以农户为主体的各类合作社不断涌现。1983年前后，农村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联合体。特别是农户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的发展，各种专业户、专业村不断涌现，农民对技术、生产服务的需要多样化，一批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协会应运而生。这类以农户、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、协会，被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、统一农产品规格、提高农产品质量、开展农产品加工储藏、开拓农产品国内外市场、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。与此同时，这类“三驾马车”的传统合作社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改革，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建立，农户成为基本经营单位，生产队、生产大队、人民公社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改变；随着集市贸易、农产品市场、生产资料市场的逐步放开，基层供销合作社、县级县以上联合社的职能、体制也发生根本转变；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地位，市场化进程滞后，农村信用社、县级县以上信用联社的职能转换也相对滞后。这是传统合作社迟缓的改革转型时期。

　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教训

　　党的十六届代表大会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，顺利实现这个目标，要积极探索、总结农民群众的实践，犹如总结“小岗村18户农民”的经验，使之成为政策、制度或法律， 实质上是体制改革。在总结经验教训时，人们的认识往往不同，这就是 “屁股指挥脑袋”现象。所以改革机构、更新观念并非易事。需要改革者有更足的勇气，更高的境界，更大的决心。要从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、农民富裕的高度深刻总结传统体制的教训，才能增加改革的勇气和决心。站在历史的高度，总结人民公社时期的教训，用农民的话说就是“大锅饭” 三个字。从体制、机制、方法方面分析，主要的教训有四条：

　　1、盲目地追求公有化程度，忽视了农户的独立产权和经营自主权。受极左思潮的影响，简单地把公有化程度看作社会形态发展的指标，形成的私有是资本主义，集体所有试办社会主义，全民所有是社会主义等错误概念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极端的体制就是1958年“公社化、食堂化”的供给制， “干活不计工，吃饭不要钱”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，自留地、家庭副业全部被当作资本主义被批判。除了“三驾马车”，农村社会不存在其他生产经营主体，农户名义上是合作社的成员，实际上并不享有股东社员权利，没有家庭经营权，完全失去了个体地位，是集体成为抽象的集体，集体所有制变成了“无所谓”所有制，或者称不被成员关心的“社区社会所有制”。形成成员对集体资产、对生产成效漠不关心的局面。

　　2、“政社合一”，往往注重以政代社，忽视合作社对其成员的经济责任。在人民公社时期，公社代行乡政府职能，由于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、生产队的经济关系，从而衍生出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之间的准行政关系，逐级服从上级的行政命令，甚至于衍生出上级对下级的资产拥有、调配关系。这是一度在队与队，社与社之间，平调土地、家畜、劳动力等“一平二调”错误的体制根源。这种“政社合一”的体制，容易把下级服从上级，带到经济生活中来，形成忽视对成员经济责任的现象。过去人民公社时期的 “交够国家的，留够集体的，剩下才是社员的” 收益分配关系，社员的经济利益被放在了从属的地位。

　　3、 全面统一的计划指标，自上而下的下达、分解任务，使合作社失去了独立的经营自主权。计划经济指标往往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，“工业国优化，农业集体化”的经济体制，城市居民、农民两种户籍待遇制度，使国家陷入了“二元结构”的矛盾体制。合作社的发展要服从于国家计划，同时又要满足社员的生活需要，这样就是合作社处于国家假设需要和农民社员生活需要的矛盾之中。为了完成上级的“统购统销”任务，合作社经常要放弃或损失社员利益。尤其是在“一刀切”，“浮夸风”盛行的年代，在指令性计划就是法律，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强调保护合作社利益， 实际上在许多地方，合作社没有经营自主权可言，社员利益往往无法得到保护。

　　4、盲目地追求“一大、二公”，所有制的升级、过渡，削弱了基本核算单位或基层社，出现上下、左右的产权会乱，使联合社成为支配成员社的婆婆。不经社员讨论决议，随意宣布取消社员股金，不经清算财产简单退还社员股金，社员对合作社的产权受到严重侵犯。人民公社时期的几次以过渡升级、并队、并社为内容的“共产风”，在农村造成了极大的财产混乱和思想混乱，以至于混淆了社员与合作社雇员，合作社雇员与国家干部的界限，在某些时期把合作社变成城市居民、国家干部的就业安置渠道。某些更高一级的联合社的领导，甚至于又政府组织部门任免，社员等额选举权、被选举权被忽略，基层社社员的主人地位不断被淡化，民主决策，民主选举形同虚设。这种行政性的联合、合并造成的后遗症，至今仍然难以消除。

　　上述教训，实际上党和国家一直在实践中在不断总结，在不断认识并不断汲取和纠正。正因为如此，党和国家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。

　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鲜经验

　　农村改革开放以后，80年代初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从新出现的以农户为主体的合作社，经过20年的发展在全国已经不是凤毛麟角，已经形成了一支强的大生力军。在全国，运行比较规范，活动比较经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协会已经超过了15万个，遍布种植、畜牧、水产各业。形成了“办一个合作社，带动一个产业，兴一方经济，富一帮农民”发展景象。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从新兴起的各类合作社的经验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　　1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户家庭经独立经营自主权基础上的，由农户自愿选择的合作。合作社、协会在组建方式上，不搞过去的土地、农具、财产入社，不触动农户的经营自主权；在服务内容上，不搞生产过程的大包大揽，不搞“兵团作战”，只根据对成员德需要，有选择地开展服务作业，筹集资金，聘用人员，对成员开展特定的专项服务，或是提供种子，或是批量购置化肥、农药，或是批量销售成员的产品等等；在产品销售上，成员享有产品的买卖定价的自主权，同时根据章程享有合作社盈余的分配权；在社会地位上，合作社与政府、社会团体及其他企业是平等的市场主体,在人事、财务、经营业务等方面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和依赖关系。

　　2、面临农业市场化、专业化、产业化的趋势，合作者之间出现明显的同业性，合作社的服务内容跨越产前、产中、产后，表现为综合性。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，使现代农民合作社区别于传统社区型生产合作社、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。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普遍涌现，从事蔬菜、西瓜、苹果、小麦、棉花、蘑菇等种植农户，从事蛋鸡、肉猪、奶牛、水产品等养殖户之间的各种同业合作社备受欢迎。在专业合作社中，由于农户从事同一产业，大家遇到的困难相同，需要的专业技术、专用生产资料相同，产品的市场走向一致，从而产生需求的合力，容易形成服务的规模效益，能有效地降低农户的产、销成本。一个合作社直接联系与本专业有关的科研、教学单位，直接联系厂商、专业市场，直接接受政府产业指导，减少了中间环节的盘剥或部门扯皮，提高了服务的效率，使成员分享到工商利润。

　　3、出于发展的需要，合作社自发地依靠能人、大户或者从社会上选聘高级管理人才，实现了管理人才共享。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一方面靠机制的保证，同时也依靠科学的管理、靠人才。多年来的调查证明，凡是成功地农民合作社，必然有一个或者一组精明能干的管理者。这些管理者并不是像书本上讲的，用简单的选举产生的，而是在长期互助合作中自然形成的，或者是大家一致从社会上选聘的。20多年来，农户之间的分化，不仅是因为户与户之间劳动力的差别，更重要的是文化智力、组织活动能力上的差别。然而，事实上不可能每个农户都成为经营能手，不可能每个专业户群体里都有经营能手，德才兼备的经营能手就更显缺乏。选聘精明能干的管理人才成为现代合作社、协会的新做法。成功合作社的经验最可贵的是利用了现代管理资源，使精明能干的管理者的智慧变成社员的群体行动，通过“共享智慧”提高了每一户农民社员的管理能力，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合作社的生产能力。

　　各类专业农民合作社的经验有许多，这里只是总结了最重要、最普遍的三条。从这里可以看出端倪，中国的这种专业的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形式，既不同于经过近200年发育成长的欧洲合作社、也不同关于亚洲的合作社，更不同于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合作社，这种农民合作社实际上是一种成员主体身份明确，产权关系清晰，服务内容灵活有效，权利与义务对称，管理科学的现代农业企业组织制度。

　　办好农民合作社 成就这个千秋大业

　　改革开放历来充满了波折，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。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，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深刻教训，政府和农民一度害怕旧体制复归；由于“三农”诸多矛盾存在，政府也一度对农民组织起来担忧。所以，在一段较长的时期，虽然认识到应该发展农民合作，但是法规、政策、政府指导却一度滞后。我国进入WTO 以后，农产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农产品质量、品质问题越来越多，中小农户的贫困问题越来越显现，加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显现，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任务终于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。全国人大把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》列入了立法计划，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积极扶持，财政也挤出资金搞试点，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良好的机遇，这是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幸事，是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，也是农业产业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大改革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忘记我国的屡次改革中，不乏“穿新鞋，走老路”，争戴“红帽子”，以改名替代改革的教训。其结果总是截留国家扶持政策，掏空国家财政，损害农民利益。目前，也免不了各种企业、公司、社团从自身利益出发，打着各种旗号来争吃合作社这块蛋糕。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必然要遇到这种难题，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公正和原则。好在我们有勤政为民、创新务实的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，有国际合作社的普遍原则，有中国自己切肤之痛的历史教训，又有15万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协会的新鲜经验，只要我们依靠广大农民，依靠官大的基层干部，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，坚持不搞自上而下的行政发动，坚持由农民群众自主选择，自我管理，我们国家一定能够把农民合作社这个千秋大业真正办好。

　　(作者系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副站长、高级农业经济师)